成天喝酒喝的醉醺醺的人，都给他安到禁治产去。

法院至少应当做到：确保行政规则符合最低限度的正义的需要。从域外的理论与实践看，立法授权无疑是法院尊重行政机关的重要考虑因素。

一、规范性文件司法审查中层次的模糊性 现代行政基本上是有赖于行政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的行政，尤其是规章以外的规范性文件。[22] 而法理型权威则可能包含有绝对和相对两种情况，绝对的权威乃是法理型权威的源头，包括君主权威或主权权威，它们产生于有关某种制度体系的观念，比如君权神授或者人民主权。[23] 但是，宪法赋予行政机关管理社会的职能仅仅使得规范性文件相对于普通公民而言具有约束效果，并不一定能够约束法院。当然，在原则上指出带有专业性的规范性文件具有理论权威性是容易的，困难之处在于具体认定何种规范性文件具有专业性，或者在何种领域内的规范性文件应被赋予理论权威性。总而言之，对于理论权威性，法院不仅要考察规范性文件的制定程序，还应当关注其实际的形成过程，通过这一客观化的外在表现认定其理论权威性的大小。

[42] 判断因承担政治责任而具有之权威性的前提是认定政府的何种行为将要承担政治责任。[20] 但若回到行政与司法的关系当中讨论行政相对司法的权威，本文作者认为其中得以适用的只能是上述各种类型中的卡里斯玛型权威(领袖型权威)和法理型权威。所以我认为，在本法的执行过程中，学者和实务界法官、律师们，要共同致力于这个20年的客观时效期间，要把它用起来。

下面，我们就有请梁老师。而且在立法上，学者针对这个问题提出了两个方案：一个是把行为能力的三分法改为两分法，有完全行为能力，剩下的都是限制行为能力。现代民法的经济基础是市场经济，如果不是市场经济，那就没有必要去订立合同，没有必要搞什么法律行为，严格按照国家计划办事就行了。在侵权责任法上没有提到，司法解释当中有明确的解释规则。

但是，到2016年征求意见稿的时候，又退回到民事法律行为。这个法律在当时叫中华民国民法，现在在台湾生效，它的命途多舛、曲折。

两分法最大的优点就是，规定一个6岁，那一个5岁的孩子订立的网络游戏、网购合同，就说它无效。原来的规定也说不清楚究竟是要承担责任还是履行合同，如果履行这个合同的话，纠结于狭义无权代理签订的合同有效无效会把问题复杂化，把这些问题留给理论和实务去处理一样是可以的，所以后来把它删掉了。公司法第一款是内容违反法律章程无效，第二款是违反召集程序、表决程序可撤销，现在本法将以上合在一起统一规定为可撤销，做了重大的改变。第二个改变是把变更删掉了。

欺诈、胁迫，是意思表示有瑕疵的法律行为，意思表示不自由在我们法律上没有明确地写出来，我们用意思表示不真实。那问题就是如何理解这里的法律，它包不包括行政法规？习惯又该如何界定？能不能把法理扩大解释套入习惯作为法源，有没有这种解释空间？请教一下梁老师。孩子玩网络游戏，和网络游戏服务商的合同有效无效？几十个孩子在网上网购，在手机上网购，这个合同有效无效？就涉及到这样的问题。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也规定了，民事有法律依照法律，没有法律依照习惯，都没有则依照公认的法理。

能不能说绝对没有用呢？也不能说绝对没有用。例如某个法官裁判案件，合同法第九十九条规定了抵销，此案件法官判决诉讼时效均过，债权也可以抵销，此说法不是法律规定，而是法理，这个法理可能是在中国学者介绍日本的判例时引进的。

为什么叫法人呢？Legal person,这个概念是约定俗成的，若换别的解释，其实也是一样的。像我，已经有视力障碍，应该就算作成年障碍者了。

我们没有把主要精力花在法律上，去充分地分析案件和准备各种资料来说服法庭，而是存有侥幸之心，希望通过法律之外的手段来获取胜利。回过头来说，本法的法律行为改变了多少合同法的规定呢？所以说本法和合同法不构成一般法和特别法的关系，不一致的时候适用哪个法？适用本法，还是新法改变旧法的原则，好像在大会通过之前讲到了这一点，新法与旧法的关系。再之后，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说，它不能真正满足现代市场经济对法律调整的要求。一审稿、二审稿、三审稿都是6岁，后来大会上一些代表一再呼吁要求提高，说6岁的孩子，虽然上小学，但是他懂什么，所以一再要求提高。照这个基本计划，2018年分则编的草案就要常委会进行第一次审议，第一次审议是把分则编草案提交常委会，然后再分阶段地进行审议。

然后就是受赠与，现在社会更加富裕，亲朋好友之间股权、不动产的赠与经常发生，三岁小孩都可以接受赠与，那为什么婴儿就不行？他就是赠与合同的主体，是受赠人。成天喝酒喝的醉醺醺的人，都给他安到禁治产去。

不知道我这样的判断是否妥当，就是说是不是有这一条就可以把人格权独立成编的方案排除掉。钟瑞栋：我的意思是说，是应该有这三项权利，但是，没说这是人格权，我们能不能把他视为财产权？我是这个意思。

一般诉讼时效期间如果严格的按照公布的时间来看，确实还是太短，将来诉讼时效方面的一个重大问题在于，我们的教授、法官、律师要共同解释适用一百八十八条第二款的这个20年。我们的法律承认了人格权具有财产价值，这样人格权保护不就完善了吗？这就是人类保护人格权的经验。

最后沿用《民法通则》企业法人、非企业法人的分类，把名称改了，企业法人改为营利法人，非企业法人改为非营利法人，这就是最后做出的决定。这个条文法工委征求了我的意见，我当时做了一个表态：时间如此匆忙，突然加一个新的制度，对于这个制度要统一意见很不容易，建议留给将来侵权责任编制定的时候，去充分认真的讨论它，实际是不同意加上这个条文。1906年，光绪皇帝下达了圣旨，成立了法律修订馆，著名的沈家本先生派代表到日本去邀请他们的学者来中国，帮助我们起草民法典。法院审理案件，如果案件事实套不进上面列举的这些特别人格权，也照样可以，实在不行，可以用第一百零九条，用一般人格权去解决。

颁布不久，日本就侵华，然后占领了东三省，接着又是抗日战争，所以说这部民法典在大陆，很难说发挥了多大的作用。三、关于胎儿利益的法律保护 钟瑞栋：第三个问题是关于胎儿的保护问题。

我们在民法著作中经常讲到一个名字叫史尚宽，史尚宽先生当年刚从德国回来，非常的年轻，当时的起草委员会只有几个人。但是立法者仍然采纳了三分法，维持三分法，降低限制行为年龄这个方案，刚开始降到6岁，从可以上小学开始，他要上学，如果是在北京，就需要打出租，坐公交，买学生用品，他跟学校之间也有一个合同。

大家注意，一百零九、一百一十、一百一十一、一百一十二条都没有说到人格权的概念，都说的是人身权利，没有用到教科书上的人格权这个概念来涵盖。现在虽然保留民事两个字，但我们和发达国家的法律行为概念是等同的，没有区别。

除了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近年还提倡指导性案例。第一条是不赞成，理由是本法的草案经过了三次常委会审议，三次向全国人民征求意见，都没有这一条，现在临到大会表决突然增加一条，违背立法程序。我们在学习民法总论这样的课程的时候，往往有一段历史。这个意见在2015年的内部草案上被采纳，就直接规定法律行为。

我的理解是，为了避免纠缠个别概念，这些学术问题，争了几十年都争论不清楚，现在《民法总则》快要完成了，因为这点又来讨论，讨论不清楚，民法学者集中起来和法理学学者争论，何时能争论出个结果呢。禁止他管理管家，管理自己的财产。

财团法人都是公益的不用说，区分法人用目的来划分对法人的管理非常重要，哪个国家管理法人都是紧扣着它的目的，对营利为目的的法人管的比较松，实行登记制，条件具备就登记，登记机关审查符合申请条件，就要赋予法人资格。还有更重要的是，本法废弃了民事行为这个概念，民法通则不只是发明了一个民事法律行为，它首先是发明了一个民事行为。

最高法院09年关于诉讼时效的司法解释当中已经做了变更，现在把它作为正式的法律条款。由此可知，立法者没有明文规定法理是否可引用，是否也是表现出如果明文规定法理，我们法官水平参差不齐，能否准确的理解和适用，会不会导致滥用的担忧？值得思考一下。